戰後復員香港郵政包裹服務情況 (下)

　自從本人閱讀中郵會花甲志慶(1946-2006)六十周年紀念特刊後，使我思潮忽然起伏，更令我往事滔滔，如今湧現，不停地從腦海裏思憶，無法阻擋，當年郵局事蹟，跟隨筆下浮現出來，寫出給讀者們盡知往事如下。

本人在1946年間，跟隨先父從星架坡返港。當時之東南亞運輸環境，只有海上通行。我當時藉著良機，乘趁著爪哇輪船公司旗下之萬福士號，五天航程返抵香港。至於航空商務運作，還未完整成立服務。只有英國軍用機來來往往，才可通行，一切只待將來，如期服務。我還記得，九龍市區內之巴士服務，還未完成整體行走市區之需要。當時巴士公司只租用大貨車，代替服務，凡到站時，乘客們從後面之上落貨物之大缺口跳上跳下，才完成乘客們之乘趁服務。如此惡劣環境之下，只有數月時光，立刻消逝，可惜當時之相片菲林，很難找著，否則拍一幅以留紀念。直至1947年夏季，才開始作暢流彌敦大道之巴士服務，為市民帶來方便之感是也。

在1947年間，當時國內還未作出兩黨大戰，當時只是在政治上大家攜手向國人交待政治立場，表演一番。當時美國加入，可謂當時之三人小組，兩黨代表兼美國代表，巡視國內一番，直至1948年，形勢不同，當時很多國內政治人物，從香港北上，先談政治，後來覺得長居北方為穩健，結果成為永不南返的孤雁。當時的政治人物，有邵力子和顏惠慶兩位，還有很多當時之政治人物，先作在港居留，再作觀望之政治局勢，有些政治人物，離港前往外國，當時之中國政治立場很混濁，在國共兩黨之間，那處才是長居棲身之所？當時香港是個政治微妙的地方，當時國內之政治人物，先到香港，只作政治風雨躲避之所。當時身分證還未推行，而人民入境事務處還未成立，只有東方行內之警察總部處理回港証(Re-Entry Permit)。至於灣仔大佛口之警察總部還未搬遷到那處辦公，亦未完成建立。

說到當時郵政局服務，本人大膽可說，永垂不朽，屹立不倒，常為市民派遞服務，長派長有，永不止步。事關香港社會人口增長，每天百變，至於樓宇環境，變化極大，居住範圍雖是每人平均容納之下，每層樓次只數百英尺。至於書信派遞，郵局職員永不言倦，當時還未有電腦上網，郵局擔當社會消息傳遞，責任當正大主角之一。
　

深水埗李鄭屋村東京街，攝於1971年

香港樓次居停之下，實用面積只是數百英尺範圍之內，難免不大習慣，事關地少人多，如此分配，已成爲安心住下，全無怨言之感慨。

至於郵局書信部門，那處的工作戰場，一切工作人員，真是肚裏吃飽東西後才開工，否則力度失去平衡，長時間企立工作，可能隨時頭昏眼花，若然睡眠不足，或神不守舍，無法工作下去。每朝早上開工，一切工作速度，以最快最凖來完成分類入格工作服務。我還記得，在1974年間曾在書信部門工作，當時我的職級是全體職員之工作場地總管(Superintendent of Posts --- Main Section) 。每朝早上由六時半起至九時止，這段工作時間，有如戰場作戰之緊凑，雖然不是炮火連天，但處處留意到早上八時前從分局收集回來那種本港郵件，用最快之速度來完成，在早上派到市民手中裏，這種責任常記心中。

每天早上派遞員工之工作，更加非常落力。他們定必吃飽早餐後才作步行派信工作。他們在街道分段之信格內，盡量用手抽離所有信格內之信件，返回自己之派遞組織信格枱，完後一番功夫，再度入落份內工作單位內之信格，再作自己編排一切，工作上之行動，需要和方便時間步行之次序後，重新用繩配合叠好及齊整，實行用最大之手指力度扎緊兼結實，放在郵袋裡，準備離局工作，拉緊扎實之程度，差不多與銀行工作之新印好的新銀紙如此齊整，如若不扎好，散亂成堆，根本無法依次序步行派信工作，以上所述皆是郵局派遞工作之角落情況。

郵局內書信部門，工作者全是身體力行勞動為主，說到派遞員工，真是天天全力以赴，來應付工作。當年郵局之派遞員工制服，整套裝束，皆是短袖外衣，灰斜布造成，前面裝著五粒紐，扣著步行。若然書信多量，我本人無法解決，只作同情心，先安慰，後加獎勵句語。待他們離局工作再說。多量兩字，經常郵袋盛裝後，兼手執另扎信件，步行工作。盛夏時間，未派信已先見汗流浹背，濕透全身，可以說當年的辛苦差事，郵局員工當之無愧矣。聞說現今規矩所限，每人攜帶有限重量郵件，對外服務，如此方法，總覺一切已進步了。

尖沙咀漆咸道舊貌，攝於1971年

上文所述，每天派遞員工吃少碗飯都難應付當年郵局內之工作負荷。至於郵務員，雖然每天早上一齊企立，手托信件一叠，眼睛只注視著手上那叠書信，而腦海裏即時望著信封面所寫著的地址。任何郵務員當時他們的腦與手自動性配合，隨者沿用平常的動作，不停地將信件安放進入適當之類信格內，以便早上派出，轉給市民閱讀信內之內容，兼隨著有效地給市民，跟著盡可能可在當天隨後應用辦事之效。

在1960年代，從國內入口之家書，整卡九廣鐵路之貨車卡，滿載信件抵境，在每天下午三時左右已抵達九廣鐵路之尖沙咀站，即隨卸起貨車卡內之國內郵件，既卸清後，隨即落載寄返國內之家書，返回國內給收信人閱讀。當時寄返國內的家書，千篇一律，所談及皆是經濟問題，信件較少，以小郵包為主。當時袋袋皆是小郵包，每件小郵包重量以兩磅為最重限量，但任何人寄返國內，都寄這個重量，當時郵費為1元6角。但其中有些家書，說及需要匯錢接濟生活，當時國內經濟環境，真是劣勢不堪。那段時間，亦有些內地人民紛紛南下，作游泳式渡過深圳河，抵達邊境，只要過了邊境，港區新界即隨有人帶著那批內地人士，先行找著地方收藏，其後再聯絡香港家人或親友等，其後相見之下，引路者收回茶錢，親友即隨帶到就近之食肆，先行吃飽為妙。然後帶那位從內地抵境者，到當時之人事登記處，申請身份證最為上策。直至1980年間，才取銷抵境後即成為香港人之妙策(又稱「抵壘政策」)。後來需要雙方出入境之機關批准才生效抵港居留。這種方法留存到相當時期，如今特區政府改了很多寬容條件，從前每天從國內入境合法居留，只限75人，後來改為150人，如今自由行可作七日逗留，此種改變，似覺笑話連天，大家同為一國之民眾，要分開兩種法治，入境逗留，限時返回，此策如何？有待讀者評論矣。

石硤尾南昌街舊貌，攝於1971年

我還記得曾在香港郵局工作過卅餘年，曾做一番為郵務員們爭取每週工作由四十八小時改為四十四小時。首先郵局之書信部習慣「開工早、收工遲」，整體郵件書信處理由每天早上六時半起至晚上八時止，共十三小時卅分鐘，全年開工，甚至星期日和假期，而郵務員與整體外處各政府部門薪水制度一樣，全無分別。至於起薪點亦是同步進行。當時大家都享有三種級數之文員工作過程，起初工作受聘後，進入三級郵務員，工作至相當時間，有缺輪到，即可升上二級郵務員，屆時要等待良機，再升上一級郵務員，如此方法，一切要看空缺存在，才有機會補上升級。但每年增加人力，亦在每年度之預算草案提出，在立法局爭取議員贊同，便一切可解決，至於工作時間，政府文員皆是朝九晚五，規定時間工作，星期六由九時至午間一時止。

上述郵局內書信處理部每天整個場地工作共十三小時卅分鐘，兼分配上下兩種更分，早更由早上六時半起至下午二時卅分止，午更由午間十二時起至晚上八時止，天天如此，但星期日或假期日，則由午間十二點至晚上八點。至於過時補薪之工時間，以下說明：早更工作由早上六時半至下午兩點半，八小時工作正常，再由下午兩點半起至下午六點半，過時補薪四小時，差不多每天如此情況。

午更工作原本由午間十二時正至晚上八時止為正常，為著過時補薪，囑咐午更工作人員提早返工，由早上八時至午間十二點，便作過時補薪計算，每天四小時，再由每天午間十二點至晚間八時工作，此是正常時間。

以上之時間編排，最大原因將人力資源安放在早上更分，一齊發力，令到早上派遞郵件，盡量在早上派到市民手裏，下午間那次派遞服務，側重印刷品二等郵件為多。

由於每天工作時間如此長度，十三小時卅分鐘，人力分配和集中人力來處理書信分配，完成分類入格，實在非易事也。關於過時補薪之事務，差不多天天實行，但書信部有些郵務員不願工作過時補薪之規矩，例如最初入職那班年輕人氏，他們有他們的放工後嗜好，但每人有他們的自由行動，從這點的工作時間和人力所需，每當分配若不平均，即時產生人力不夠和工作推進減慢，但那班年輕人有他們放工後的自由生活，任何人不能干涉，所以當時真正無計可施，當時環境產生茅盾，大幫書信放在檯上，沒有人做，但有時另有一種特別怪事，就是人力已集中，但工作量特別少，正所謂「有工沒人做，有人沒工做」，慣常見也。

佐敦道舊貌，攝於1971年

關於過時補薪計算方法，每週工作要完成四十八小時之勞動，然後第四十九小時開始計算，而另一幫郵務員，永不願工作過時補薪，他們不應該做四十八小時，但他們可以說是被逼工作做下去，至於四十八小時每週工作事務分配時間表(Duty List)均「一律過」任何人每週工作四十八小時，變了有些不願工作過時補薪的那班郵務員，無法出聲，只好忍氣吞聲，如此集慣，後來過了相當時間，可以說句數年長遠的寃屈，間中寫往中文報紙評論或申訴，結果無法成效。而本人當時的工作崗位，在會計部工作，每週朝九晚五，星期六下午休息，但本人心有不甘之念頭，似覺是一種不公平待遇，很多人找不出申訴。但當時整個書信部門成為無法洩忿，但本人是書信部門之局外人，回心一想，究竟是同種同級郵務員，實在看不過這種刻薄不公平待遇，對著書信部的郵務員，結果找出一條解決大路可通行，如下再述。

當時香港華人首領是兩局(行政局和立法局)議員簡悅強爵士，本人在為著好打不平和合理爭取，上書到行政局，說明政府文員和郵務員，一律待遇，薪金方面，共享有同等級數和薪金每年遞增之階梯和金額，與政府文員無異，制度相同，以郵務員工作，在書信部那處，永遠每週工作四十八小時，每週多工作四小時，如此刻薄，有望爵士為郵務員爭回公道的工作時間。上書抵達行政局後，從報紙公開頒佈，至於郵務員每週工作四十八小時之事務，交由立法局處理，當立法局開會處理事務之時，而那時輔政司(編者註：輔政司為港督之下、政府官員之首長，在港督離港時署任港督之職，1976年後改稱布政司，回歸後改職稱為政務司司長)回答說，因人手未有足夠，所以如此勉強作出此行，等待足夠人手，才可實行。時間過了八個月後，而簡悅強爵士剛從外處返港，他當時是貿易發展局主席，經常為發展事務常到處辦事。他抵埗後一星期，本人再作上書催促他立刻速辦此事，但那段時間，輔政司已換人，已由祁濟時(Michael Gass)換了羅樂文(Hugh Norman-Walker)。本人留意立法局開會的當時動態，而簡悅強爵士在會議上催促解決。一星期過後，那位輔政司羅樂文爵士抵達「紅磚大樓」(郵政總局)了解此事，再過四個月後，真正實行郵務員工作每週四十四小時。(編者註：在收到本稿後，編者找到當年1968年及1969年的剪報，詳述當時立法局開會討論此事的過程，剪報刊於下圖。)

上述之事，適逢在1968-1969年間，如若立法會現今還有申訴稿底可找尋的話，本人希望影印給我存念，本人下款寫下「一個受苦的郵務員上」，當時本人深思熟慮，投訴事務不能用真名付出，否則全無機會。可寫之舊事重溫，轉給讀者知悉一切。

新蒲崗太子道舊貌，攝於1971年

上圖：1968年9月26日剪報，當時立法局會議首度由簡悅強爵士提出有關郵務員每週工作四十八小時的問題。中圖：1969年7月1日剪報，報導簡悅強爵士再於立法局會議敦促輔政司解決郵務員每週工作時間過長的問題。

1969年7月3日剪報，報導輔政司在立法局會議上回

覆簡悅強爵士有關郵務員每週工作時間過長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