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來香港郵政服務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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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郵會訊」刊登了陳永鉞先生供稿的連載「香港郵局掌故」，以第一身經歷著文述說香港郵政服務及郵局舊事，會員反應良佳，一致好評。陳先生在1947年加入香港郵政，至1982年退休，後移居加拿大。陳先生曾經在香港郵政總局內多個部門及多間郵政分局任職管理工作，是一位見證二戰後數十間香港郵政歷史發展的資深人員。陳先生已近八十高齡，近日由加拿大返港探親，本會學術組趁此良機，特別邀請陳先生在5月22日(星期六)來會與本會會員座談，講述「五十年來香港郵政服務之變遷」，席間與本會會員暢談香港郵政服務與社會過去五十多年來的變遷，和郵局歷史舊聞等，為會員們提供了一個瞭解香港郵史的難得機會。本會前輩陳江村理事，與陳永鉞先生年齡接近，同屬見證數十年香港社會發展變遷的同代人，兩位陳先生一起敍述了不少珍貴舊聞，令有興趣研究香港郵政歷史的會員獲益不淺。

陳先生憶述，他童年時的香港，是一個寧靜的地方，物價低廉，一個「仙士」(一分錢)可吃一頓白粥、「油炸鬼」(油條)或鹹煎餅早餐，理髮三仙，八塊錢月薪可聘一位全職住家女傭，十多元月租可賃樓全層，七十多元可租樓下商鋪。至1937年蘆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後，香港開始變得不平靜。1941年12月，日軍侵佔香港，翌年陳先生隨同父親(註：陳先生尊翁是早年香港電影導演陳皮先生)和一批香港電影工作者輾轉經廣州灣、海防、西貢、遠赴星洲。至戰後和平返回香港，1947年加入香港郵政，數十年間曾先後出任郵政總局柜位、包裹部、會計部、策劃部、以及九龍中央分局、旺角分局、長沙灣分局、九龍城分局、尖沙咀分局等多間郵局的管理部門，直至1982年退休。陳先生在數十年間郵務工作的親身經歷，就是研究香港郵政歷史的第一手資料。

陳先生曾在畢打街郵政總局(紅磚大樓)會計部工作，上圖是一封1961年由郵政總局會計部寄往英國的公函，貼65c票。

陳先生在畢打街郵政總局舊址(紅磚大樓)工作時間最長，他在總局地庫(後遷上地面一層)包裹部的工作見聞，現正在本會訊連載。後轉任總局大堂掛號收信柜位，經歷了1953年6月2日發行英女皇加冕新票發行時顧客擠擁搶購的空前盛況。他在總局會計部工作長達11年，親身經歷過當年分局向總局會計部領取郵票的手續和趣事。當時各分局須在每星期六把需添領的各種郵票面額和數量表格送到總局會計部，把數量統計好，在翌周一早上，總局會計部便由專責人員打開保險庫，親筆在一本有幾呎長、整張桌面般大的大簿作妥紀錄，然後分發郵票。由於分發的場所是儲存郵票的保險庫房重地，關卡深嚴，進入內裏有如監籠，而在分發郵票的工作過程中，整個上午，連上洗手間也不准，所以工作人員皆視作苦差。而新印就的郵票從英國運抵香港，也是由陳先生和同事前往接收。座談會上陳先生還向會員憶述了一件關於郵票發行而又前所未聞的事情，這也是他一次最特別的經歷，就是1961年發行香港大學金禧紀念郵票，他記得發行日是訂在九月某個星期一，但由於郵票在英國印妥付運時已嚴重脫期，如用當年平常的船運，勢必遲誤，所以趕緊用飛機空運來港，到達香港時已經是發行日前兩天的星期六，陳先生馬上和同事趕往啟德機場接收，何其急忙，但幸好趕及抵港，不致令集郵者期待落空。(事後筆者翻查郵票目錄和萬年曆，證實港大金禧紀念票發行日是1961年9月11日，當天確是星期一，足見陳先生對這件發生在四十多年前的往事記憶之深！)

港大金禧紀念票發行日是1961年9月11日。

陳先生說出該票幸而及時運抵香港的往事。

陳先生續說，當年香港政府各部門，與社會上平民百姓少有直接往來，惟郵政局卻與各階層市民都有面對面的接觸，可以說最掌握社會脈博。陳先生記得，在1960年代初期，四角面額的通用郵票用途甚少，各分局來向會計部申請添領的數量亦不多，但突然一下子發覺北角郵政分局添領四角郵票數量大增，引起注意，遂向該分局詢問因由。原來當時因為內地正值經濟困難時期，香港市民紛紛到郵局寄發生活用品小郵包以濟國內親友。寄內地小郵包郵資為每磅一元六角，而當時香港並無該種面額的通用郵票，要湊合該資費須用兩枚或以上的郵票。北角區為閩僑聚居之地，每天到北角郵局寄發小郵包者眾，皆購買「個六」(即一元六角，閩南語讀音如”Go-Luc”) 郵票，為節省翻掀售票本的時間，聰明的柜位郵務員以一個四角郵票的四方連售出，既不需前後來回翻掀售票本，又可以預先撕妥多個四方連，方便售出，經此查詢，總局會計部方知其原委。

我們又向陳先生查證另一個與寄內地小郵包有關、尚待解答的問題，就是為何1960年代郵局使用過一種沒有日期的圓型膠戳銷票？陳先生解答說，當年由於收寄的往內地小郵包實在太多，而香港與內地所有郵件運送每天只靠一卡火車廂運往廣州，應付不來，積壓在港，所以採用沒有日期的郵戳蓋銷大陸小包，實不欲發運和派遞日期與郵戳上顯示的收寄日期與相去太遠。隨後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由於積壓郵件太多，須借用尖沙咀火車站和摩囉兵房(即九龍公園現址)地段擺放。

香港郵政當局高層見長此積壓不是辦法，遂建議廣州方面每天增派一卡郵政車廂來港以加速運送。但當時由於中港兩地郵政單位的溝通渠道與今天截然不同：當年所經路線是由香港郵政當局高層就此建議上書報告給布政司，由布政司報告港督，港督稟報英倫，由其知會北京的英國駐華代辦，由他轉告中國政府，再一層層落實廣東的郵政部門，最後幾經周折，方才得增派一車廂，加快運送。

陳先生憶述，他在紅磚大樓工作至1971年，升任九龍中央郵局的主管。當時九龍中央郵局是九龍和新界的郵政中樞，職責繁重。他還記得，第一天九時正到該局履新，第二天卻要清晨六時正上班，正感奇怪，為何要這樣早呢？同事一早領他到該局一個房間，推開房門，裏面掛著長長一大串鑰匙，原來這裏保管著九龍新界所有街上郵筒的鑰匙，每早6時30分郵車人員即攜鑰匙出車，而最遠走遍新界收箱的分為東線和西線兩條：東線走大埔道北上，西線走青山道西進，兩線郵車每天約9時30分即返回九龍中央郵局，早上收信的各路郵件先在該局地下作初步分揀，把外寄空郵信件揀出，即送啟德機場的空郵中心。寄本港郵件留下，以KOWLOON郵戳蓋銷後，再細分各地區分局，上午10時許即須送出。而寄往九龍中央郵局轄下派遞地段的郵件，則送上二樓作仔細分揀，然後由該局的郵件派遞員派遞。早更(即6時上班的更數)人員在11時午飯後，在中午時份返回郵局，匯合午更的人員通力工作，務求把郵件在下午派到收件人手上。如此一個工作循環，在下午二時再由郵車啟動，出車九龍新界收信，至傍晚才工作完結。當年每天由九龍中央郵局處理的信件有三十多萬封。在1970年代中期，陳先生曾被調派往旺角分局、九龍城分局和長沙灣分局工作過一段時間，據他說，該些分局均在人口綢密的工商業地區，當時的業務十分繁重，包裹收寄的數量又多，體力頗為辛勞。他在1977年調往尖沙咀分局，該局當年仍在疏士巴利道舊火車站傍的單層屋宇，大堂彎曲呈「豬腰」型，至1979年搬至海防道舊尖沙咀街市，陳先生的辦公室就正好在原本街市裏面的大牌檔位置。他在該分局工作至1982年退休，結束了在香港郵政的三十五年服務。

在數十年工作間的郵聞舊事，由陳先生娓娓道來，非常生動有趣。難得的是，雖然事隔多年，陳先生仍記憶猶新，他認為做人應有不忘本和飲水思源的精神，所以他樂於把過去數十年所投身的郵政事業，箇中的見聞和經歷，說出來與大家分享。陳先生閒時喜歡閱讀和寫作，我們希望他把早年郵局和郵政歷史寫成文稿，寄來中郵會訊發表，以饗讀者，並作香港郵政歷史之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