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近日發現一些上海G2型圓日印戳缺去年份,又或缺去指標字母,其中一張明信片和一塊橫三連票,竟然同時缺去年份及指標字母。下列是一些有趣的例子:- |
1903年2月7日(手寫日期1903年2月3日)上海寄往英國瓦立克郡連寧頓(Leanington, Warwickshire)信封,蓋銷上海G2型圓日印戳,缺去年份。 |
封背到達印:連寧頓1903年3月14日 |
信封正面右上角郵票部份放大圖 |
明信片正面右上角郵票部份放大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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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3月15日(明信片背手寫日期1901年3月13日)上海寄往法國巴黎明信片,蓋銷上海G2型圓日印戳,缺去指標字母和年份。 |
一些在散票的例子 |
一些在散票的例子經過詳細檢視,應該不是印戳沾墨不均勻而引致的,因為印戳的外圈非常清晰,印戳的地名和日、月等字體也沒有因沾不上墨而缺失。因此,只有兩種情況會導致缺去年份或指標字母:- (1)故意抽起年份或指標字母,沒有鑲嵌在印戳上。 (2)印戳的底座有嚴重的缺損,引致鑲嵌年份或指標字母的位置向內凹陷,完全偏離其他字體的水平位置,令年份或指標字母沾不到墨,或蓋不到信件上。 第一種假設並非是毫無根據的,早期一些商埠的圓日印也有不少變異情況,例如:海口圓日印的指標字母倒轉、反轉、斜置;廣州圓日印的“MR”年份(年份和月份互換位置)、倒轉指標B……等(對這些商埠印戳的變異情況有興趣者,可參閱劉國華先生“各商埠的錯誤印戳”【香港特區郵刊】第三期,2001年9月,頁20-25)。這些變異情況,據聞是用來區分不同郵務員使用同一圓日印的特徵。當時郵務員清早上班時,從局長那裡領取印戳,在校樣紀錄冊上試蓋和簽署作紀錄(近代的印戳校樣紀錄冊,存放在香港郵政總局地下集郵組作公開展覽,如有興趣,可逕自到郵政總局一看)。如果這位郵務員在下午因病或因事未能當值,便須由另一位郵務員補替。如果郵局尚有其他印戳可用便不成問題了,可惜早期商埠圓日印的數量不多,因此可能要這位替補的郵務員使用同一個圓日印,要區分這兩位郵務員的工作,便需要在圓日印上加上一些特徵,例如反轉指標字母。便是早期一些商埠的圓日印出現不少變異情況的解釋之一。可是筆者仍然有點不明之處,這款上海圓日印的指標字母C,可以鑲嵌成C、∩、∪、כ 四款位置,似乎沒有理由將它抽起的。再者,因特別安排而抽起指標字母還可以說得通,但是抽起年份則似乎是違反郵務規則的。郵政印戳的年、月、日是郵政局收妥和處理郵件的証明,故意抽起年份這種做法,似乎是匪夷所思,難以理解的。
至於第二種假設,印戳的底座嚴重缺損,令年份或指標字母向內凹陷,因而沾不到墨,蓋在信件上便可能變成缺去年份或指標字母。這說法也可以言之成理,但也有其疑點或漏洞。每位郵務員從局長那裡領取印戳,都會例行檢查印戳和在校樣紀錄冊上試蓋及簽署,以確保印戳的狀態良好、日期正確,方予使用。如果這款印戳已經嚴重損壞,看不到指標字母也還罷了,看不到年份便有違郵務規則,理應予以修正,決不會任其如此的。但綜觀上述例子,1901年3月、1903年2月、不知年份的5月、7月、8月,都有這樣缺去年份的情況,這現象似乎是長期出現的,並非單一的偶然現象。印戳長期有缺損而不予修理,情況則有點特殊,從這些表面証據顯示,又似乎並非印戳缺損這樣簡單。 結論: 兩種假設皆有其可信納的論,卻也有不盡善之處。蓋在散票上,因缺去年份,很難得知其使用的時段。然而,從上述那張明信片的手寫日期及那個信封的英國到達印,便可得知發生這樣缺去年份及或缺去指標字母的情況大約在1901年至1903年之間。上海是當時最大的商埠,郵量極之繁忙,在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初,同時期使用的圓日印有G、H、I型,但為何獨是G2型出現如此缺去年份或指標字母的現象,實在令人費解,而其他商埠,卻從未發現這樣的情況。究竟是印戳損壞而導致的情況?還是有特別的原因需要將年份及/或指標字母抽起?可惜因年代久遠,資料散佚,似乎未有確切的証據、文獻或紀錄,以支持上述的說法。又一郵政歷史懸案,有待有志者發掘矣! |
【原載於「中郵會訊」239期,2001年12月】